八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月份。

我的生日，是1952年的8月2日（當年農歷六月十二），時值酷暑，所以每年生日，家里總吃頓涼面。

記得小時候有次生日，人們都在陰涼歇著，娘卻汗流浹背地搟面條，我過去傻傻問了一句：“生我那天也這么熱？”娘瞅著我呵呵一笑：“不熱，不熱，咱這窗戶有棗樹遮涼，屋里涼快著哩。”

我家北房根，有棵枝繁葉茂的老棗樹，俗稱“媽媽棗”，結的果實脆甜，不裂紋兒，是生吃和做醉棗的好品種。

及至老年，每逢走回這個院落，我總要在刨掉這棵老樹的舊址佇立良久，想到我降生時那個夏季，想到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的老娘。

一個生在陋室土炕的農家孩子，剛滿二十卻有幸被選調為正式的國家干部，時間恰是1972年的8月中旬。

當時我的很多同齡人都想跳出農門，或保送上學，或招工進廠，自己雖然艷羨卻也毫無機會。有次高寒地帶的部隊來此征兵，村里才允許報名，但因競爭激烈也未能入伍。所以突然接到去縣里宣傳科上班的通知，我自然就像范進中舉一樣如臨夢境。

對我這次命運的轉折，親朋好友都認為是天上掉餡餅的喜事。兒時姥姥常幫我洗腦袋，曾幾次逗我說過“耳朵大有福”的話。我去辭行時，她拍打著我喜極而泣，眼噙淚花，反復念叨：“我沒白說吧，我沒白說吧……”

我娘倒沒表現得特別高興，還似乎有些發愁地說：“那你要先借錢買輛車子。”之前在縣里參加通訊員培訓的幾個月，我都是借騎堂兄的車子。于是就想法到安平集上買回一輛“永久”牌的舊車。

我村地處安平、深縣和饒陽的接壤部位，距深、安兩個縣城皆為25華里，但離所屬的饒陽縣城卻有40里之遙。自己在縣里沒有親友和故舊，能參加學習培訓，只是因為喜歡寫作，經常給報社電臺投稿。那次培訓，沒有專職老師，只是分頭跟宣傳科的同志們下鄉采寫稿件。所以能夠“轉正”入職，我能想到的“背景關系”就是宣傳科幾個人。

當時負責報道的是副科長王啟元。他時常給我們開會，每次都用幾句順口溜提出要求：“衡水報，天天見，河北報，不斷線。各級電臺經常念，人民日報敢登攀！”我做不到“天天見”和“不斷線”，“人民報”更沒登過一篇，所以并不出色。細想倒有一次文藝征稿似乎稍露頭角。

那年恰逢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三十周年，帶隊下鄉的顧彥瑩老師叫突擊寫些文學作品，此事不知是報社征文，還是上頭文化部門的任務。顧老師還寫了首詩歌作為示范。我對此有些基礎，就連夜寫了三首詩和一篇千字小說，顧老師看后非常高興地說：“你比我寫的還好呢！”他把稿子收齊后回縣交差，返回后認真對我說：“我向兩位科長匯報了，說數你寫得好！”

時隔不久，宣傳科長田雙寶叫我去他的辦公室。他見我就說：“你現在正寫什么，叫我看看。”他平時不茍言笑，和我幾乎從沒說過話，我有些緊張地趕緊掏出一份剛寫的報道初稿。他仔細看了一遍，用鋼筆修改幾個字說：“這導語寫得不行！”然后說“你去找ⅹⅹ填張履歷表。”后來明白是那兩張單薄的表格改變了我的人生，但他們究竟怎樣商定錄用自己，作為當事人，我卻至今一無所知。

宣傳科領導和老師是我命中的貴人，但任何人卻從沒說過攬功賣好的只言片語。王啟元老師去世時，田雙寶同志已從縣人大主任崗位退休。在悼念歸來的路上，我感慨地說：“要不是你和王老師，我八成兒還在家里種地。”他沉思良久，慢悠悠地說：“那時的宣傳科，你歲數最小！”就再也沒接這個話茬。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這是古人崇尚的君子信條。恩施于人不求回報，甚至在受施者面前不提一字，這種品質和美德是何等難能可貴。

1974年的8月22日，是我入黨宣誓的日子。這是自己政治生命的重要一天，多年來始終刻骨銘心。

初入職場，我在縣委機關的干部職工中年齡最小，因此1973年被調入剛組建不久的團縣委。

團縣委當時的格局是仨官一卒。團委書記是縣委委員，還有一名副書記是縣委候補委員。我雖是唯一一兵，卻也“大權在握”——負責保管公章接轉關系。期間寫過幾次匯報，起草過一次“五四”大會的報告，均受領導好評，因之被列為培養對象，好幾次被推薦到機關支部。

機關支部書記是組織部副部長劉順通，系老資格的“三八”干部。他白發滿頭，為人和藹，和我談話時中肯地說：“我們研究了你的情況，認為你有兩個特點，一是老實，二是能寫。”我從不敢自認“能寫”，但“老實”之名伴隨一生。盡管“老實人”現在很大程度受到誤讀，但我始終認為黨組織看人論事準確深刻，實事求是。即將入黨之前，我又調到剛組建的縣委宣傳部。團縣委副書記宋久曉說：“同桂是我們培養的積極分子，我還要做他的介紹人！”宣傳部則認為本單位應有人介紹，確定的是秘書張尊賢同志。

說到8月，總讓人想到驚心動魄的“96?8”洪水。

那年滹沱河超量泄洪，致使南堤決口，受到較大損失。我因抗災中的表現，曾被市政府記二等功一次。本人涉政多年，寸功未建，這成為平生唯一一次受到的市級獎勵。為鼓舞全縣重建家園的信心，我在抗洪間隙寫了長詩《饒陽三字歌》，還有幸受到時任市委副書記郭華同志的來信肯定，并配發長文見于報端。第二年縣級換屆時，縣委把我作為提拔人選上報，據說意向是擔任宣傳部長。雖后來情況有變，但我始終服從安排，未找組織和領導提過任何要求。我認為無條件地服從組織，應該是對一個黨員的起碼要求。多年以后，郭華同志到饒陽參觀冀中導報博物館，我那時已退休多年，在陪他吃飯時順便談及此事，他幽默地笑著說：“那你算得過提名獎！”

我這次“提名獎”，竟也與熾熱的8月有關。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