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大美濕地 共享生態福祉

——第二屆衡水湖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研討會發言集錦

衡水湖鳥瞰。王鐵良  攝

編者按：

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見禍于未萌。

近年來，衡水市將衡水湖濕地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一項課題進行研究探索，取得初步成效。

10月25日，在衡水學院、衡水濱湖新區管委會和河北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有關部門牽頭協調下，第二屆衡水湖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研討會如約而至。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再次齊聚衡水湖畔，聚焦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特別是濕地保護的前沿議題，建言獻策、集思廣益，為推動衡水湖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特將部分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吳豐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士）

——主旨報告《我國新污染物治理科技需求的思考》，系統闡釋了我國新污染物治理的現狀、存在問題及破題舉措。

環境保護工作，是“三分治、七分管”。

新污染物治理是生態環境治理的新戰場和未來，而目前得到有效管控的污染物尚不及環境中新污染物的1%。從科技需求的角度看，新污染物治理難度大、技術復雜程度高，涉及一系列深層次科學與技術難題。

目前，我國在新污染物識別篩查與監測、管理和法律法規、生態與健康風險評估技術體系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可以發揮我國“舉國體制”的優勢，開展系統有組織的重大科研項目。從戰略布局角度而言，可遠近結合、突出重點、急用先行、分步實施。

未來5年，應聚焦基礎性、前瞻性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儲備，夯實新污染物治理與管理的科學根基。

新污染物治理研究工作的獨立自主性以及服務國家治理需求，要形成一批“篩查—評估—管控（替代、削減、治理）”相關技術儲備，不應過分依賴國外已有研究樣本、方法及治理設備。

當前，一些監測必需的質譜聯用儀器等幾乎被國外大型儀器公司壟斷，各種配件、標準樣品等也依賴進口。同時，缺少本土化物種的毒性數據、我國人群的暴露特征參數，對國外毒性數據庫的高度依賴使我國未來化學品風險評估面臨被“卡脖子”的風險。

急需通過科技專項的持續投入實現監測設備、治理裝備的國產化。在危害識別、生態與健康風險評估、風險防控與預警等方面開展系統性、原創性工作，完善風險評估技術方法體系，構建我國新污染物風險防控新思路和新模式。建立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風險阻控技術體系，形成基于綠色替代、低碳削減與協同治理的可持續發展途徑，取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產品及裝備。

建議建設一批實驗室、平臺、高水平科技隊伍，形成一批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重大工程和試點示范區，建立新污染物風險管控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支撐國際履約。

張明祥（北京林業大學教授）

——主旨報告《濕地保護法的解讀與評估》，系統闡釋了我國首部專門針對濕地保護的法律實施以來的成效與價值。

《濕地保護法》以生態系統保護為核心立法視角，定義科學且制度體系完善，涵蓋濕地概念界定、總量管控、分級保護等八大核心內容。如今，該法已成為守護“地球之腎”的堅實法治屏障，推動我國濕地保護從“搶救性保護”邁入“法治化治理”新階段，各地也隨之涌現出一批生態修復與綠色發展相輔相成的生動實踐。

作為我國濕地保護領域的基礎性法律，《濕地保護法》的創新亮點尤為突出。不同于傳統單一要素自然資源法律，該法首次從生態系統整體視角立法，明確了“維護濕地生態功能、保障生物多樣性”的核心目標；其對濕地的科學定義，既契合國內濕地管理需求，也兼顧了國際履約要求。在制度設計層面，法律構建了涵蓋部門協作、分級管理、面積總量管控、生態補償等在內的完整制度體系，更通過“每平方米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嚴厲處罰標準，為濕地保護裝上“牙齒”，徹底改變了以往地方條例處罰力度不足的困境。

當前，《濕地保護法》的立法目的已基本實現：濕地保護管理體制初步建立，并納入林長制考核；法律社會知曉度持續提升。這不僅推動了國內濕地保護高質量發展，更顯著提升了我國在濕地保護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王鐵軍（天津大學教授、天津環渤海濱海地球關鍵帶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副站長）

——特邀報告《濱海濕地水鹽運移過程研究》，從濱海濕地受潮汐模式、水淹條件、不同植被覆蓋等復雜環境影響因素著手，探索了水鹽條件對濱海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

濱海濕地可以減緩風浪沖擊、提供生物棲息地，碳埋藏能力極高，其生態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水鹽條件對其生態系統的種類與功能有著直接且顯著的影響。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結合監測數據與模型解析潮汐模式和植被對濱海濕地水鹽運移的影響，利用模型解析不同植被種類覆蓋對水鹽運移的影響，探討泄洪鹽水對濕地中水淹條件以及植被組成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河流漲潮會導致剖面中心鹽分不斷累積形成高鹽區域；不同植被種類覆蓋下的土壤鹽度變化有顯著差異，綜合生長期各階段，蘆葦覆蓋區鹽度顯著低于堿蓬覆蓋區；泄洪帶來的區域淹水會削減剖面中累積的鹽分，其導致堿蓬在育種前的死亡也會影響下一年樣地的植被群落，這種植被覆蓋改變又會進一步影響區域的水鹽運移過程。

武大勇（衡水學院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河北省濕地生態與保護重點實驗室主任）

——特邀報告《遙感監測下衡水湖水體、氣候、植被系統與鳥類活躍度的時空耦合分析》，系統闡釋了多年來衡水湖生態發展與修復，以及整體生態環境對鳥類活躍度的影響。

長期監測中，衡水湖水體類型結構正逐步由“季節性主導”轉向“永久性主導”，區域內降水略呈下降趨勢、溫度趨暖。

基于衡水湖區域60個長期固定樣點的連續觀測數據，涵蓋2017至2024年八年時序，累計觀測記錄超過7萬次，識別鳥類物種200余種，構建了高時空分辨率的鳥類監測數據庫。這一數據集在時間跨度、觀測密度與物種覆蓋度上均具有顯著優勢，為衡水湖生態系統健康評估與生物多樣性變化分析提供了堅實的數據支撐。

衡水湖長期觀測鳥類有水鳥、林地類和草地農田類，其中優勢鳥種分別是豆雁、東方大葦鶯、灰椋鳥。各鳥類活躍度受降雨影響顯著，草地農田類對高溫敏感，林地類活動受高植被覆蓋抑制。

近8年來，共記錄到衡水湖保護區鳥類新紀錄27種，其中3種為河北省新紀錄；對鳥類名錄中120種鳥類物種名稱進行了修訂。

下一步，拓展數據與時間維度，將年度數據拓展為季節尺度或者月尺度，提高時間分辨率，捕捉鳥類對環境變化的即時響應；擴展指標體系與因子，在現有水體、氣候、植被指標基礎上，增加人類活動、土地利用、濕地管理措施等社會生態因子；分析空間尺度與棲息地，結合遙感柵格或鳥類監測點，探索湖區不同功能區（灘涂區、開闊水域、蘆葦帶等）的生態差異。

張曼胤（濕地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全國重點實驗室、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濕地研究所）

——特邀報告《濕地保護管理的對策與建議》，系統闡釋了我國濕地保護管理的三階段演進歷程、三類核心實踐成果、“制度-技術-人才”三位一體保障體系等發展方向。

我國濕地保護歷經三階段：1992年加入《濕地公約》開啟規范化起步，專項工程推動進入規模化發展，《濕地保護法》出臺后邁入法治化成熟階段，制度體系完善并納入林長制、河湖長制考核。

實踐上，衡水湖中德合作項目成國際典范，季節性禁漁區助青頭潛鴨種群不斷壯大，生態教育基地實現“保護—教育—利用”雙贏，同時構建“制度—技術—人才”三位一體保障體系。國際角色上，我國從《濕地公約》履約者成長為引領者，901處國家濕地公園經驗供全球借鑒。

未來舉措聚焦以下四個方面：智慧化保護精選10至20個監測指標，用“衛星+無人機+物聯網”實時監測、AI預警風險；精細化管理轉向動態模式，管控多生態要素；技術支撐上，建人才考評體系、推進自然修復技術與產學研轉化；制度與社會參與層面，構建多部門協同機制，完善《濕地保護法》配套制度（生態損害賠償每平方米200至600元），發展生態旅游與碳匯交易，推動公眾“參與式”教育。

沈彥俊（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農業資源研究中心）

——特邀報告《華北平原深層包氣帶氮素累積問題及農業綠色發展》，系統闡釋了華北平原面臨的水資源與環境危機背景及解決問題的“雙措并舉”方案。

華北平原作為京畿重地，當前面臨地下水超采與農業面源污染疊加的嚴峻危機。受高強度農業生產影響，農田關鍵帶氮污染物大量累積，已形成“污染加劇—用水緊張”的生態惡性循環。對此，沈彥俊團隊以關鍵帶科學為研究視角，重點破解三大核心科學問題，取得多項突破性成果：一是明確沉積特征、種植方式對水氮傳輸的關鍵控制作用，首次發現水氮補給存在“波粒二象性”特征；二是精準識別深層包氣帶氮素轉化的熱點區域，成功構建國內首個深層反硝化菌種庫；三是量化分析農業活動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證實過量施用的氮肥中，超五成會淋失至深層土層，對地下水水質構成潛在威脅。

針對上述問題，報告提出“雙措并舉”的解決方案：一方面推行精細化農田水肥管理，將農田施氮量嚴格控制在環境安全閾值范圍內；另一方面加快研發深層包氣帶氮素消減技術，從污染源頭阻斷氮素向地下水遷移的路徑，為華北平原農業綠色轉型與生態安全提供科學支撐。

劉蕊（衡水學院濕地保護與研究中心副教授）

——近幾年來，在基于生物炭的新型吸附材料研發及其對污染水體的修復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未來3年，將以濕地中心和河北衡水湖國家生態質量綜合監測站為依托，圍繞衡水湖濕地開展水體和沉積物中污染物（特別是新興污染物）的調查評估；將已研發并在實驗室階段取得良好效果的吸附材料，以衡水湖濕地為對象開展實地修復研究；以濕地中新興污染物為對象，開展生物炭吸附材料的研發及其對水體和沉積物的修復研究；結合衡水湖濕地污染區的微生物資源，聯合生物炭進行更具針對性的修復材料研發及相關水體和沉積物修復研究。

石宗琳（衡水學院生命科學學院講師）

——土壤微生物是維持濕地生態系統健康和穩定的核心。近年來，衡水湖濕地開展了一系列退耕還濕、退耕還林還草等恢復措施，外界條件的改變，勢必對土壤理化性質以及微生物群落結構產生影響。

通過對衡水湖周邊典型植被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及土壤理化性質的研究，得出衡水湖周邊不同植被下土壤細菌中的變形菌門和真菌中的子囊菌門豐度最高，是主要優勢門類；蘆葦植被土壤獨有的細菌、真菌物種數量最多，物種豐度和多樣性也最高；明確了驅動土壤微生物演變的兩種關鍵環境因子。這些研究結果對深化濕地生態系統中生物和非生物因子互相作用機制的認識以及衡水湖濕地的科學保護和生態修復提供直接的技術支撐。

焦明瑞　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