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想象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比如這樣一組關鍵詞——盛唐、長安、詩人、退休官員和農夫,他們會有怎樣的生活方式?有沒有途徑彼此重疊?他們憑借怎樣的心態和觀念,來進行各自的生活?他們幸福嗎?自豪嗎?有什么煩惱和希冀?


這樣的提問太生活化了,把古人當作鄰人并不容易,我們大約只能依靠想象,“腦補”他們的生活情形。當然,一切想象都有現實為基礎,普通人想象唐朝人的生活,無非是依靠經年累月獲得的經驗、知識、審美感覺,例如學過的歷史教材,讀過的唐詩、唐傳奇或是穿越題材的網文,看過的唐代題材的電影電視比如《大明宮詞》《妖貓傳》之類,聽過的“古風”音樂或戲曲,以及我們在現實中的人生閱歷與情懷寄托。


《長安未遠》也可看作一種對長安生活的“想象”。 所謂“想象長安的方法”,其一,是指歷史寫作需要有基于當前社會的想象力,作者可以區分古今的變遷與差異,但也要有勾連古今的想象力;其二,是要有意識地借助文學文本的想象,以文學的審美和感悟,帶動歷史書寫。


《長安未遠》,徐暢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6月。


郊區的力量


與許多在歷史中灰飛煙滅的繁華都城不同,長安不僅是西漢、大唐這兩個偉大皇朝的帝都,在當代中國仍然是中西部地區最重要的城市。盡管歷代長安城的地理位置有變化,昔日的皇宮今日可能是鄉村,但其歷史基本上是連續的。因此,文化風貌的傳承和文獻考古的實證,促使圍繞著長安的學術研究長盛不衰,正如徐暢在《長安未遠》導言中提到的“長安學”。與之呼應的,是今天的大眾特別是年輕人,把長安、洛陽等古代名都當作偶像去追慕、崇拜,不同城市的“粉絲”為自己的理想城市爭論在古代史上哪個更重要,他們相互攻訐,令人啼笑皆非。

 

正因為長安的輝煌,才使得其周邊顯得暗淡無光,甚至令全國其他的城市也不那么重要。大一統時期的帝制中國,“帝都”對全國的資源和人才有很強的集聚和吸收效應,歷史的書寫和記錄也大都圍繞著駐在帝都的皇室展開。不妨回顧一下:春秋戰國時期,臨淄、邯鄲、大梁等許多諸侯大國的都城都比較繁華,此外還有一些因為當時的“國際貿易”而興盛的商業都市如定陶。盡管這些城市的繁華程度與漢唐長安無法相提并論,但它們彼此沒有主次之分,在天下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所以當時的人才不必非要集中到一個城市去求取利祿,而是或在本鄉本土活動,或是周游列國自我推銷。

 

《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許宏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5月。 


秦漢建立帝國,這種狀況逐漸開始改變。西漢建造長安,最初只是建造了宮殿,連城墻都沒有修筑,換言之,秦漢的都城是圍繞著宮殿才形成,而不是在城市里建造宮殿。楊寬曾說此時的長安城是“內城性質”(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1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許宏也說長安“大都無城”(許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三聯書店2016)。隨著漢帝國逐步消除地方諸侯的威脅和郡縣制的日益成熟,西漢長安城在面積沒有太大變化的前提下,人口和功能建筑迅速擴大,皇宮從長安城的西面“溢出”,建造了建章宮等新宮殿;居民區從長安城的北面“溢出”,在城外形成了人口眾多的近郊;同時,西漢長安的“遠郊”也就是陵縣也變得繁華起來。

 

秦漢統治者有一個共同的思路,就是強迫地方豪杰遷徙到都城周邊居住,這樣既能消除地方勢力的威脅,也能充實關中地區的經濟實力,增加勞動人口。秦祚日短不提,西漢在連續幾代帝王執行這一政策后,長安周邊依托皇帝陵墓形成的陵縣逐漸成了繁榮的衛星城。許多政要、貴族都把莊園安在這里。這些陵縣就構成了西漢長安的郊區,在寬泛的意義上,它們也是長安的一部分。

 

唐人李思訓《京畿瑞雪圖》局部。


從漢長安到唐長安,其間經歷了東漢移都洛陽、“大一統”局面在南北朝的暫時中斷,“帝都”的特征確實有了顯著變化。比如唐長安城面積遠遠大于漢長安城,位置向東南移動(見劉慶柱,《地下長安》,中華書局2016年版);再比如,城市規劃從秦漢時期以宮殿為核心轉變為以坊市為特征。但是,帝都與京畿的結構關系是否仍然如昨?漢長安與三輔陵縣,唐長安與畿內,是否也有相似性?那些“五陵輕薄兒”們是否還過著相似的日常生活?

 

《長安未遠》雖然沒有對漢唐長安做直接比較,但仍然回答了上述問題。全書的展開基于唐長安與京畿關系的描述,共分為四編。第一編“聚落地理”描述長安京畿地區的自然環境、氣候物產以及畿縣所轄的鄉、里、村。作者的方法主要是在現有研究成果和傳世文獻的基礎上,根據新出墓志提到的鄉村名稱進行考訂修補。普通讀者除非有特定的興趣,倒也不必細讀,借助文后附表能得其大概,不妨早點移目第二編“戶口居民”。


電視劇《大明宮詞》(2000)劇照。


這一編在全書中最為顯眼,寫作也最為漂亮。作者發現,居住在京畿鄉村的士、農、工、商以及西域中亞移民,各有進退之法,新任官吏視京畿為仕途的高起點,退休官員則試圖在此葆有對朝廷政治的參與度;“體制外”的處士、書生在這里維系著一種與“體制內”的朝廷及貴族若即若離的狀態;此處的平民腦子更為活絡,鑒于京畿地區耕地數量少,加之與長安的切近,他們往往不安于稼穡,更愿意為官宦階層出工出力,供應花木,販賣木炭,搞“第三產業”。在這一編,作者以兩章的篇幅重點寫了京兆韋氏、杜氏兩個望族,以及作為文官詩人的白居易的京畿生活。關于白居易后文還要詳談,這里重點介紹作者對士族京畿生活的考察。

 

對唐代世家大姓的研究,當然首要聚焦其在朝廷政治舞臺上的表現,研究其家族成員出仕情況、是否擔任宰輔等高級官職或成為皇親外戚、家族出現過哪些名宦等等。本書則另辟蹊徑,考察士族在京畿的居住及生活。結論指出,盡管士族在長安城內數代為達官顯貴,也長期占據大量市坊屋舍居住,但是,京畿仍然是他們失意退守、標榜郡望、經營別業的根據地。換言之,士族們之所以能夠維系家族長盛不衰,其秘訣并不僅在于為官朝堂,也在于扎根于京畿的鄉村。


作者的這一結論,令我想起了清代小說《紅樓夢》里秦可卿死前托夢給王熙鳳的教誨:“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不免有一番“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感慨。


電視劇《紅樓夢》(1987)劇照。


在此基礎上,作者順利進入到第三編“基層控制”,進一步探討上述生存方式之所以成立的帝國體制,也就是長安與京畿的權力結構關系。作者以三章的篇幅勾勒出如下圖景:一個平民生活在此時此地,既要接受國家機關通過官僚科層和戶口制度的有效控制,也要考慮到本鄉本土的“地頭蛇”,還要小心翼翼地端詳“外來戶”——你不知道這些陌生人背后是高官顯宦還是皇親國戚乃至皇帝本人。當然,作者的筆下也不乏平民與這些權力的互動,猶如宋怡明在其著作《被統治的藝術》(中國華僑出版社2019年版)中,對明代軍戶與朝廷進行博弈的“日常政治”的描述,唐代長安京畿的小官甚至平民,既有因靠近天子而培養出的越級反映問題“告御狀”的不俗能力,也有“皇城根下”睥睨一般官僚的“刁民”特征。


上述第二、三編是本書討論最精彩,寫作亦通俗可讀、富有趣味的兩部分。最后一編“生活世界”嚴格說來與前三編的邏輯略顯脫節,更像是作者把尚未交代但理應交代的內容做了“打包”匯總,有兩章,分別探討京畿鄉村民眾的生計,包括家庭收支情況、農桑稼穡等;以及民眾的宗教觀念和神祇鬼怪。這兩章單獨閱讀倒是頗有趣味的。 


重識“文史哲不分家”


“元和元年(806)是白居易在長安的第七年,也是他校書郎任滿,三年閑散生活結束,面臨下一步選擇的時刻。這年春天,他退掉了租住的宅邸,也無心去觀賞西明寺、慈恩寺、秘書省的牡丹花,唐昌觀的玉蕊花,與密友元稹在永崇坊的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時事……四月,兩人同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白居易入第四等,二十八日,授盩厔縣尉……”


以上這段幾乎可以作為一個古代題材小說的開頭,出自《長安未遠》探討白居易在長安京畿居官生活的描述。這段話里,白居易卸任舊職、經選拔轉任新職,以及與元稹的交游等重要事件及時間點,都是有史料依據的。不過,作者如何知曉白居易“無心觀賞”?這應是作者基于白居易的行跡以及留下的詩歌進行的合理揣測,也可以說是一種“想象”。


作者對白居易在京畿的短暫生涯進行了個案研究,寫得搖曳多姿,層層遞進,值得把玩。先描寫白居易所任職的盩厔縣(今陜西周至縣)的地理風貌,主要是與長安的距離有多遠,時人用什么交通工具來進行這段行旅。雖說是京畿,也有一百三十多里,若是單人騎馬也需要一天一夜,若是車行則需數日。白居易到任后,看到的還是一座剛剛從兵火里重建的小城,而他的工作主要是判案和迎來送往,“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三年任期里,他數次被“借調”回長安。宦游之外,作者還著重描寫白居易親身參與征稅,以及關于民生或者說民不聊生的政見。眾所周知,白居易的詩文和政治活動與此大有相關。在描述白居易的京畿生活與政務處理之后,作者的結論落在了貞元、元和這一時期白居易的城鄉觀念。但這不是作為詩人的白居易,而是一個前途可期、不過眼下只是普通下級官吏、對未來充滿不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城鄉觀念,因此,作者發現此時的白居易一心想回到長安,回到臺省,回到帝王身邊。他對京畿鄉村并沒有多深摯的感情,等他真正表現出遠離政務、寄娛詩酒的態度,已經是晚年了。


電視劇《白居易》(1994)劇照。

 

《長安未遠》的白居易個案研究,我認為是本書最有趣的章節之一,但據作者在一次訪談中所說,她一度“曾把白居易文提交讀書班,大概由于寫法‘特異’,問題意識不夠明確,并未得到正面評價;而隨后也嘗試將此文投稿核心刊物,仍遭冷遇。”(見三聯學術通訊微信公眾號2021年6月8日:《七個問題|徐暢:從京畿城鄉社會的多樣性理解唐帝國》)。之所以讀者有這樣的異見,大概是因為讀者的角度和關注點不同。

 

多年前,我剛讀中文系的時候,古代文學老師關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文史哲不分家”。但這句話,在古代哲學、古代歷史的研究者那里似乎不常聽到,蓋因這句話委實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而且有趣的是,古代文學在哲學、歷史那里,往往只是作為邊邊角角的史料所用,或者干脆被認為是“小道”而頗不重視;倒是古代文學自己的研究總往哲學思想、歷史背景、人物行跡等方面靠攏。文學自身的審美、修辭、風格,除非是做專門的美學史、藝術史之類,很難被史學研究特別是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等所采用,文學研究難以真正進入到史學研究的場域。例如,倘若一首詩歌對補充史料很有價值,那么即便寫得再差,也會受到重視;許多名詩反倒沒有這份“殊榮”。

 

而另一方面,古代歷史研究對古代文學研究的沖擊可謂是“摧毀性”的,倘若把人大復印資料里近三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拿來看,會發現許多過往的研究在今天很難再令人提起興趣,那些諸如風格的變遷、審美的特點、文學史的分期等話題都時興一時,現在基本歸于沉寂;至于套用各類西方文藝理論、圖解各種“主義”的研究更是令人味同嚼蠟,讀這些研究真不如重溫幾遍文學作品。真正沉淀下來的,更多的是史學和文獻研究的成果,比如作家的生平考證、作品的輯佚辨偽等等。當然,這不僅是國內獨有,翻閱這一時期的海外古典文學研究,特別是日本,也一樣存在類似現象。文與史雖然號稱不分家,但“史”好比長安,“文”好比長安的郊外,其地位并不平衡。

 

在此,這也不禁促使我們思考,“文史哲不分家”這句話是否可以有新的領會?文學文本能不能擺脫史料的定位?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回歸文學在古代真實的地位,例如《詩經》,就要將其視作“經學”而非“詩歌總集”;例如漢賦,就要將其視作政治文本,而不是修辭和文字的狂歡。另一個思路,則是閱讀《長安未遠》里白居易這一章節所給予的啟發,就是將文學作為史學研究的翅膀,以文本的審美、詩心的揣測等文心、詩思來升騰歷史的書寫。


《長安未遠》之書名,便取自詩人王建的“莫道長安近于日,升天卻易到城難”(《寄廣文張博士》)。這首詩在書中不斷被引用,是對全書的高度概括。在白居易這一章里,這一點就更明顯了。例如,白居易為居官京畿的宦游生涯寫下“最愛近窗臥”“不憶城中春”等閑適的句子,也寫下“折腰多苦辛”“簿書堆六曹”等感慨案牘勞形、迎來送往的句子,但最終還是極度眷戀長安,日夜想回到長安,這些相關的詩句未必有何種實證的史料價值,但若借助這些詩歌,深入詩人的內心,以詩人之眼觀看當時的世界,對歷史的沉思自然別有裨益。


《長安之春》,[日]石田干之助 著,錢婉約 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這又令人想起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的《長安之春》,據說作者是在幾乎通讀了唐人詩文后才寫下這本書,散文的筆觸,詩心的感悟,當然可以納入文學文本;但這又是一本考證唐人風俗生活的史學著作。文與史,在書里結合得相當奇妙。


回到《長安未遠》,關于那個最令讀者熟知的寫新樂府的白居易,作者也探討了他的這一詩學取向與在京畿親身從事基層政務的關系。以往談論白居易,對他關心民生疾苦、開辟新的詩歌語言,多是從其理論主張來談。而通過本書大致可知,白居易實則是以詩歌書寫的方式來介入政治,他有真情實感要抒發,但主要不是發牢騷;他有心要變革詩壇,但不純粹出于文學革新的理論目的。詩歌,是后人想象詩人生活的途徑,在本書也是想象長安的方法。書中這段白居易的個案、人生史,對在古代文學研究與史學研究之間建立有效且平衡的關聯,是很有意義的啟發。


想象長安的方法

 

《長安未遠》首要是一部學術著作,按理說其閱讀受眾不會很廣。但作者在完成博士論文的格局之外,著力描摹、呈現、講述唐代長安及京畿居民的日常生活、社會觀念和心態狀況。因此,這種在場感、還原感,成了本書得以吸引不少非專業人士的原因。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2019)劇照。


這令人想起近年來流行的一些古裝影視劇,比如《長安十二時辰》等,且不提片子本身是否賣座,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們越來越關注古裝劇的服飾、化妝、道具能否做到了精準還原,是否真的符合歷史場景。拋開個別觀眾過于鉆牛角尖,忽略了影視劇首要是情節和表演的極端主張,這一現象說明了觀眾也好,讀者也罷,對通俗文藝產品的考究程度要求越來越高,與之相關的一些專業學術論著自然也能走紅。這是值得肯定的現象。

 

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對書寫、對敘事有特殊要求的學科。《長安未遠》的題材,契合了當下城鄉關系、都城及周邊關系的社會心態,自然會吸引讀者;作者的敘事又特意強調了人生史、心態史的書寫,更容易召喚讀者置身其中。讀者與作者就在這種互動里,形成了良性的閱讀與寫作。

 

最后回到本文的主題,所謂“想象長安的方法”,其一,是指歷史寫作需要有基于當前社會的想象力,作者可以區分古今的變遷與差異,但也要有勾連古今的想象力;其二,是要有意識的借助文學文本的想象,以文學的審美和感悟,帶動歷史書寫。

 

不過,本書并沒有深入提及彼時唐代京畿鄉村對長安有怎樣的反作用。或者說,京畿僅僅是被動成為長安的影子、使女嗎?是否對長安自身的變遷,例如坊市制度的破壞與消亡、長安居民的來源等,也有其特定的影響呢?這一點,本文也無法知曉,只能以讀者的身份同樣來一番“想象長安”了。


編輯:李耀榮

來源:新京報客戶端
原標題:在唐代長安,最有張力的地方其實是郊區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