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都在筆戰(zhàn)，論敵無數(shù)，先是和以梅光迪、吳宓、胡先嘯為首的“學衡派“打筆仗，后又和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論戰(zhàn)，和顧頡剛的論爭不僅是學術(shù)上的分歧更有人性上的對立，罵“桐城派“和駢文派為“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罵施蟄存是洋場惡少，罵楊邨人是革命小販，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罵楊蔭榆是寡婦主義，罵創(chuàng)造社是才子加流氓……他有雜文集十六本，大都是罵人的。


鑒于此，以及他那冷峻的面孔，我一度認為魯迅先生太刻薄，無容人之量。最近讀他的《吶喊》集自序，方明白他這樣“一個都不寬容”的由衷，他是在愛這個國家，而怒其不爭。


因了庸醫(yī)使他父親英年早逝，使他們家從小康之家跌落，也就是因病致貧，他是立志學醫(yī)的，可一件事改變了他的命運，使他做出了另一種選擇。這就是他在日本求學時，學校放映的日俄戰(zhàn)爭紀錄片里，看到中國無辜的老百姓被日本兵吊打砍頭，圍觀的國人非但不同情，不救援，不反抗，還毫無良心地麻木不仁地為日本鬼子叫好喝采。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由此想到，這樣愚昧的國民，給他治好病，讓他強壯起來有什么用呢？無非是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改變國民的素質(zhì)和精神，比為他們治病強身更有意義，更為重要；而改變素質(zhì)思想精神，那就是提倡新文化運動。于是他放棄學醫(yī)，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心靈的新戰(zhàn)場。


他認為，國民的劣根性是封建的殘酷統(tǒng)治和腐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的禮法文化造成的，他義無反顧地向之發(fā)起了沖鋒，寫出了《狂人日記》《祥林嫂》《孔乙己》《阿Q正傳》《彷徨》《吶喊》等系列小說，展示了各種被扭曲的靈魂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批判了封建文化的危害邪惡，喚醒人們不要再做奴隸，自立自強。他的這些文學作品，如震聾發(fā)聵的驚雷，在那萬馬齊喑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引發(fā)了巨大的轟動，奠定了他作為文化主將的地位，受到各界的敬重。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各種思潮也相伴而生，魚龍混雜，其中不乏謬誤乃至倒退反動的言論，而且多是一些名流、權(quán)威所為。魯迅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不能容忍這些邪理歪說把中國誤導到黑暗中去，他毫無畏懼地向那些所謂大腕、教授宣戰(zhàn)，而且一個錯誤觀點也不放過，所以樹敵甚多，終其一生都在戰(zhàn)斗。


既使是朋友，是戰(zhàn)友，他也當仁不讓。比如章士釗是當時教育部部長兼司法部部長，是魯迅的頂頭上司，當時魯迅是教育部的職員，因章不能正確對待北京女校的學潮，魯迅不僅和他筆戰(zhàn)，還打起了官司，最終讓章下了臺，威名掃地。林語堂和魯迅一度交往甚密，可他不贊同魯迅這種徹底的戰(zhàn)斗精神，勸魯迅要寬容，并寫小品文提倡體育比賽中的包容和諧，意在諷刺魯迅的較真，魯迅馬上就和他翻了臉，寫了著名的《論費厄潑賴精神應該緩行》，予以猛烈的反擊。胡適和魯迅在對“學衡派”的口誅筆伐時，是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且私誼上也頗有交往，但胡適后來認為“革命成功”停止了戰(zhàn)斗，轉(zhuǎn)向教學，且大肆提倡“整理國故”，要青年們搞學術(shù)，不再關心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與魯迅發(fā)生了分歧，魯迅同樣沒有含糊，有機會就把胡適數(shù)落一番。如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講中就說，抬出祖宗來說法（指整理國故），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凈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于青年，卻自有他的活學問和新藝術(shù)，要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世與世界隔絕了。這些話，直接擊中了胡適的要害。


激清揚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這就是魯迅罵人、戰(zhàn)斗的原因。他不是為個人而戰(zhàn)，而是為了民族，為了人的尊嚴，為了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誠如他在《自題小像》的詩中所講：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查

我以我血薦軒轅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贊嚴子陵的這句話，用在魯迅先生身上，也是再恰當不過的。


作者：桃源里人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