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力宏婚變事件引發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王力宏前妻李靚蕾在控訴王力宏的長文中表達了自己作為家庭主婦，照顧三個孩子，料理整個家庭，全年無休的艱難。這點也引起很多全職媽媽的共鳴。

《中國婦女報》以“絕不應當是以‘愛’為名、滋長落后性別觀念的陳腐溫床”評王力宏婚變事件，指出了全職家庭主婦的絕望處境。對于這一議題，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曾進行過深度分析。安·奧克利認為，雖然職業領域的性別差異現象有所減少，但一種職業角色仍然完全是女性化的：家庭主婦。盡管沒有法律禁止男人從事這項職業，但是來自經濟、社會和心理的重重壓力會讓他們打消這種想法。女性等同于家庭主婦的觀念是現代社會結構的基礎，也是遍布其中的性別角色意識形態的根基。

不論是否有社會性工作，家庭主婦都是“除家庭傭工以外，負責大部分家庭職責（或監督家庭傭工來執行這些職責）的人”。安·奧克利采訪了40位家庭主婦，她們都已婚已育，至少有一個5歲以下的孩子，其中有6個人不是全職媽媽。奧克利根據他們對家務、育兒、婚姻、就業和生活整體的滿意度評估完成了《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這本書。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整理自這本書，較原文有刪減和結構上的調整，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英] 安·奧克利著，汪麗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

原作者 | [英] 安·奧克利

摘編 | 申嬋

家庭主婦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當今思想中流行著兩種相互矛盾的對家務勞動的刻板觀念。其中有一種傾向認為，家庭主婦是被壓迫的工人：她在每況愈下、令人不快且本質上是自我否定的工作中被奴役。另一種說法是，家務勞動保障了無止境的創造性和休閑性的人生追求。以這種觀點來看，家務勞動不是工作，而是持家，而家是寶庫。

關于成為家庭主婦最棒方面問題的回答中，我采訪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指出自主性是家庭主婦最看重的特質。對“最糟糕”方面的問題的回答，雖未指明家務，但是都與婚姻、母親身份和家庭生活有關。

但實際上家庭主婦的自由是從“某種工作中解放出來”，而不是“自由選擇并進入某種生活的真正自由”。也就是說，她確實免受監督，但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自由是理論上的而非實際上的，“做自己的老板”意味著有完成家務勞動的責任。家務勞動是單方面的責任，不做家務可能會造成嚴重后果。如一些女人列舉的那樣，這些不堪后果包括丈夫會憤怒和孩子會生病。

這就意味著，說家庭主婦有休閑時間是自欺欺人的。“做自己的老板”這一事實，其實是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做家務的心理壓力，曾經是計算機程序員的喬安娜·吉爾斯說：

我認為最糟糕的是，正是因為你在家，所以你才必須去做這些事。即使我可以選擇不這樣做，我也并不會真的感到可以不去做，我總覺得自己應該要做。

因此，家務勞動是名義上廣受贊譽的所謂自治性這枚硬幣的另一面罷了。在對“最糟糕之處”這個問題的回答中，我采訪過的媽媽們中，有28個人提到家務勞動的單調乏味，另有6人描述了女性要一直對家庭和孩子持久負責的負面感受。

日劇《坡道上的家》劇照。

家務勞動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

家務勞動被描述為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就像那句老口號喊的“女人的工作永遠做不完”。有些人說做家務比有薪工作還要勞累，有些女性說做家務要付出的情感代價更大，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它不像其他工作那樣勞力費神。也有人提到家務勞動的非建設性，提到了單調乏味的勞動給主婦帶來的情緒上的厭倦、沮喪，家務需要主婦一次又一次地重復相同的動作。而來來回回做，卻換來永久失敗的感覺。

當被問到“你認為家庭主婦和工作的丈夫一樣努力還是不如丈夫努力？”時，一位嫁給辦公室經理的前護士說：“更努力。你根本看不到他在工作——他不過是端坐在辦公室里，指揮其他人去干活。

一位工人階級家庭主婦伊萊恩·考桑說：

我并不是嫁給了一套房子！我討厭“家庭主婦”這個詞……他們會問你“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回答說“我有孩子了。我是一位母親，一位妻子。”他們就會說，“哦，你只是個家庭主婦”。只是個家庭主婦！這可是世界上最艱辛的工作……你遠不止是個家庭主婦……家庭主婦這個概念囊括了一切。

做家務不是單項的活動，它是各種各樣任務的集合，這些任務需要各種技能與各種勞動參與。就像拖地與購買雜貨完全是兩碼事；刨土豆、洗臟襪子和計劃一個星期的食譜也是完全不同的任務。用相同的名稱來稱呼所有這些工作只會掩蓋它們之間的差異，并將它們劃歸到同一指稱下。實際上，有些家務活比別一些更討人喜歡。有些家務活兒重復性更高，有些很累人，也有些更具有創造力等，不一而足。

畢竟，家庭主婦所做的每一項工作——做飯、洗衣、打掃房屋等——都可以獨立地構成一份有償性的工作。就像廚師的角色與商業洗衣店洗衣工的角色或者“家政服務”的工作者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可以將家務勞動分為六項：清潔、購物、做飯、洗碗、洗衣和熨燙。在這六項任務中，熨燙是最不受歡迎的，我采訪的3/4主婦都持這種消極態度。接下來按不喜歡的程度排列，依次是洗碗，清潔、打掃房屋和洗衣服。它們和熨燙一樣都涉及一系列的重復動作，這些反復的動作類似工廠中的流水線工人，與無休止的重復性工作捆綁在一起。

烹飪被認為是最有趣的活動。它是一項挑戰，也可以是一門藝術。毫無疑問，這種對做飯具有創造潛力的看法，受到了廣告以及女性雜志與類似文學作品的影響。對做飯任務的詳細展示，旨在將其從“工作”維度中拉開，并將其置于有創意和富有愉悅性的維度中。

可是盡管人們說做飯極具創造力，但是實際操作呢？時間（和金錢）的有限，阻礙了享受烹飪的樂趣。要知道家庭主婦不僅是位大廚，她還同時是洗碗機、清潔工、保姆和照看孩子的人。丈夫們要求在特定時間用餐，小孩子肚子餓時就會大哭，那些本來能夠花在做飯上的時間還要用來拖地或換洗床上用品。“思考吃什么”是一項無止境的任務，無論這個任務實際上多么具有創造性。

這些家務圖景與通常認為的家庭主婦是閑賦階層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因而人們不能指責家庭主婦“整日無所事事”，同樣也沒有合理證據來說明她們唯一的“工作”是“富于創造性”的。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家務勞動把家庭主婦的時間撕成碎片

家務勞動是如此碎片化的工作，無論做家務需要什么技能，全神貫注都不是必需的，而且要完成許多不同的家務的結果是，它會使家庭主婦的注意力分散到許多不同的方面。孩子實際上會放大這種碎片化效應。他們使人不能全神貫注，這常常也是家務活動中斷的原因。做家務時不時想到孩子的程度不僅反映了家務零碎化的特質，它還標志著家庭主婦和母親角色結合在一起的困難。

像碎片化一樣，家務勞動也帶給女性強烈的時間壓力，她們會表示要做的事情太多。例如朱麗葉·沃倫所說：

自從我有了孩子以來，我做家務的水準直線下降了。我想這是因為我不能不間斷地做任何事情，對此我仍不習慣。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我非常清楚，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過去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條——但現在有些事情我沒有時間可做。我可能會在每天開始時有很多計劃，但最后我實在太疲倦了，于是計劃都泡湯了。令我心煩的是，明天又是這樣……

由于無法控制的因素而造成的時間限制，每個任務都無法獲得她原本想要給予它們的時間和關注。與許多工作不同的是，家務勞動通常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而不會感覺根本沒有做。然而忽略或最小化某項家務充其量只是一個權宜之計，而家庭主婦意識到這一點后，又會比她們在其他類型的工作中感到更為強烈的時間壓力。

家庭主婦也體驗著某種程度的孤獨，僅僅是因為家務活兒是在家里完成的，家庭主婦唯一忠實的陪伴者是她的孩子。因此，與成年人建立令人滿意的社交關系便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對于某些女性而言，白天與一些其他人的社交聯系流于表面，試圖在提醒家庭主婦，她缺乏的那些深入而有意義的社會關系是多么重要。

家庭主婦的工作時間在當代社會中幾乎是最長的，在做家務時，他們也要對孩子負責，必須知道孩子在做什么，而在照顧孩子時，她們又幾乎總在做家務活。例如，更換嬰兒的尿布或洗尿布；喂孩子這項活動則包括（最終）整理妥當、收拾清潔和洗碗。

從育兒的角度來看，無論家庭主婦身在哪里，她照顧孩子的責任一直如影隨形。當孩子入睡時，她對孩子的責任依然如故，如果孩子突然醒來并需要她的關心照顧，她就必須做好準備馬上中斷她手頭上正在做的任何事。

家庭主婦的工作沒有薪水。因此，必須要有其他的隱性獎勵。丈夫對家庭主婦來說是一個潛在的贊許人，但他能否有效地扮演這個角色？在我采訪的40名女性中，沒有人自發地提到，丈夫的評價是她們做家務所獲得的一項私人獎勵，有8名女性說，她們的丈夫從未對做家務這一事情發表評論。

對于確實得到丈夫贊賞的那些家庭主婦來說，得到積極的評價通常是有條件的。因此，這種情況幾乎沒有得到過改善，女性更多的是提及挫敗感。

有時，當他帶某人回家時，他會說：“今天家里看起來真不錯。”但是別的時候，他從來沒這么說過。（長途副駕駛員的妻子）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養育孩子讓家務勞動變得更辛苦

家務勞動作為一份工作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它與另一項工作結合在一起：養育孩子。大多數家庭主婦有孩子，實際上，幾乎所有母親都是家庭主婦。孩子是造成家庭主婦作為家務勞動者的挫敗感的主要根源——她的工作因需要不停地照看孩子而被中斷。

育兒與家務的組合實際上帶來了一些問題。但是矛盾并不僅僅在于孩子是不能處理的生物個體，他們使整潔的房子變得亂糟糟，并要求主婦在做飯或打掃房間的同時把他們喂飽或陪他們玩耍。原則上，這兩個角色在根本上是對立的。

服務性的功能是家務勞動的基礎，而孩子是人。育兒則是“富有成效的”，不像家務勞動是沒有收獲的。家務勞動具有短期和重復的目標，即今天打掃了房子，明天還要再打掃，以此類推，未來五年，十年，十五年，皆復如此。母親的角色只有一個長期目標，也可以被描繪成母親自己最終的失業。一個“成功的”母親會將孩子撫養長大，并讓孩子在沒有母親的幫助下能獨立行事。

許多中產階層女性育兒的態度是對母親和家庭主婦這兩個角色進行清晰的區分，而工人階層對家庭主婦和母親角色無差別對待的主要后果是，著急強調了母親角色的服務性方面，這時育兒和家務便成了同義詞。這種同義，意味著她們非常注重孩子的清潔和整潔，同時強調了消費主義。

社會對待女性的態度也缺乏此種區分，家庭主婦即指女人、妻子和母親，人們很少單獨論及其中的單個身份。社會對一個在家照看孩子的女性的職業描述不是母親而是家庭主婦。

中產階層家庭主女婦朱麗葉·沃倫描述了進行這種區分時的實際困難：

我曾經讀過所有有關有了孩子后的文獻，而且發現文獻中確實有一種極大的享受光環——沒有人告訴你你辛苦的部分——一直照顧孩子的經歷是多么令人沮喪，一周七天皆是如此……

正如朱麗葉·沃倫所觀察到的那樣，完成家務勞動并專注于有回報的撫養子女方面可能會需要很多精力。可能這個孩子被人稱為“超棒”或“漂亮”，但是他也是家庭主婦內部情緒混亂的原因，這種混亂程度只能與她找不到足夠（不間斷地）時間打掃房屋的外部混亂相比擬。另一個原因是母親身份的“神話”特性，它從產前閱讀中逐漸被女性所吸收，它與主婦的實際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母親身份有它自身的回報，但這一身份也剝奪了相當多的東西，而這一面在我們的社會中，被母性角色的榮耀光環所掩蓋。

在對育兒“滿意”的背后，隱藏著的是對孩子的矛盾情緒和對母親角色的要求之間的細微差別。“你喜歡做家務嗎”？這個問題的一個類似問題，是育兒方面的詢問——“你喜歡照顧孩子嗎？”就措辭上而言，這個問題很難說很傳統：它允許回答都給出否定的答案，但另一方面社會語境只能包容那些給出肯定回答的人。

實際上，我采訪的40名女性中沒有一個人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不喜歡”這種否定答案。缺乏否定回復可能也是一種標志，它表明人們對母子關系持消極態度在社會上是不能被接受的。面對要認同母親角色的強大壓力，對育兒活動的不滿表達可能會被主婦認為是自我威脅。母親的社會形象賦予了母子關系一種充滿母性光輝的相互滿足感，女性帶著自己也會喜歡照顧孩子這種期望長大。成年女性角色和母親角色之間的等同，排除了人們會公開拒絕孩子和公開推卸養育孩子任務的可能性。

育兒工作與家庭主婦的角色需求相競爭意味著，對于作為家務勞動者的母親而言，孩子有時候會被視為獲取家務工作滿意度的障礙，對于孩子而言，將他們的需求與家務的需求并置，只會讓他們體驗到失望和沮喪。

男人可以通過參與育兒工作來緩解這一困難，但是從女性角度來看，這種趨勢可能是一種惡化和倒退。男人喜歡的育兒活動，一般是與孩子們玩耍，帶他們外出和哄孩子上床睡覺等。很顯然，他們對撫育孩子的另一面：如工作般、例行常規、不太愉快等，強烈反感。父親角色的此種擴大對于女性來說是個不幸的改變，因為她們從中得不到半點好處，除了暫時有點空閑可以去做家務活（例如，“他每天晚上和孩子們玩耍，所以我可以洗好碗”）。與此同時，她們還失去了一些父母陪同育兒的情感回報。對家務的滿意度可能是有所提高，但這是以犧牲養育孩子的滿意度為代價的。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男人們干什么去了？

現代婚姻中關于夫妻平等的觀點不僅僅是關乎態度上的平等，更關乎使新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的行為變化。例如，如果丈夫實際上沒有與妻子平等地分擔家務，那么發生的一切就是，除了傳統的家庭角色，女性還要兼顧新獲得的工作角色——從業者。在我的研究中，只有為數不多的丈夫正以“平等”一詞所暗示的參與程度投入家庭生活。婚姻中的勞動分工模式與其他領域之間缺乏一致性，這表明實質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家庭壓迫被隱藏在所謂“平等關系”的婚姻關系之后。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通過工作或職業在男性生活中仍然占據著重要地位來進行解釋。

我采訪的40名女性中大多數人提到了家庭不平等的另一個根源，即使男人有個人偏好想更高程度地參與家庭事務，也可能會因為堅信“丈夫的位置不在家中”這種觀念而不能真正實現其目標。同樣，女性可能主觀上想少做點家務事，但她必須面對認為女性“屬于”家務和育兒領域的社會規范的壓力。

家庭主婦對丈夫不參與家庭生活的憤懣是很普遍的，一個必然的結論是，偏家庭化的丈夫是很受褒揚的。男人在家務方面提供幫助的重要性也影響到女性對丈夫在育兒方面表現的感受。作為一個母親同時又是家庭主婦的女性，在缺乏家務援手的情況下，很難享受到育兒的樂趣：孩子變成了家庭主婦身份裹挾下的母親角色的一個失敗感來源。有意愿做家務的丈夫減輕了女性的家庭負擔，并為她們采取更加放松的方式來進行育兒工作鋪平了道路。

然而，很少的婚姻里，丈夫會特別地傾向家庭化，即使發生此種情況，也仍然存在著基本的家務勞動分工：照顧家庭和養育孩子仍是女人的主要責任。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