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收到段華先生寄贈的《孫犁年譜》。此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鵬先生題簽，煌煌四十三萬言，定價198元。
段華是全國著名孫犁研究學者，現居北京。他中學時期即與孫犁通信聯系，十八歲因寫作才華被南開大學免試錄取，得以長年隨時拜訪孫犁，與之成為忘年之交。他不僅多次聆聽大師教誨，還經常幫其查詢資料，收發信件，校勘文稿，做過大量服務性工作，參加了《孫犁文集》和《孫犁全集》的校訂。他對孫犁所有文章都閱讀十遍以上，有些重要作品甚至看過二三十遍。他多年來搜集積累梳理記錄有關資料二百多萬字，用心血和汗水為寫好這部“年譜”打下堅實基礎。
曹雪芹《紅樓夢》“回前詩”中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而段華這部“年譜”卻整整搞了三十年。所以他在《后記》中首句即說：“世界上干什么最孤獨和困難——寫年譜。誰想體會孤獨和困難，就寫年譜吧。”
這部《孫犁年譜》一經問世，立即好評如潮，被《文學報》《文匯報》《天津日報》《河北日報》等媒體熱情推介和宣傳，認為此書“全景展示了孫犁的文藝生活，系統梳理了孫犁的創作脈絡”“對孫犁作品的發表、流傳、修改、收錄等情況進行了全方位立體化的記述”，稱此書“是一部研究孫犁的拓荒之作”“是對孫犁先生最好的告慰”。
段華先生惠贈這部“年譜”，是因2009年看過我們寫的《孫犁在饒陽》一書。
《孫犁在饒陽》是我與文友牛廣欣耗時兩年完成的，省作協主席關仁山親題書名，《文論報》主編封秋昌熱情作序，在文學界特別是孫犁研究領域產生一定影響。為“求其友聲”，聽取意見，我們當時曾冒昧寄贈一些孫犁研究的專家，其中就包括段華先生。那時我看孫犁通信集中有給他的信件達十五封之多，但并不太了解他創作和研究的成就。后來，我們先后收到劉宗武、冉淮舟等人來信，對我們的努力進行了肯定，有的信件還刊發在《衡水晚報》上，但印象中并未見到段華的意見。沒想時隔多年，他還對這本小書留有印象，并通過公眾號作者劉雅林輾轉聯系通上微信。他誠懇地說：“感謝您前些年惠贈的《孫犁在饒陽》。后來我去新疆援疆，和您聯系少了。拙編《孫犁年譜》出版，擬奉贈一冊，不知寄到哪里合適。”見到信息我自然非常感動，表示見書后一定寫篇文章。他又表示說：“你別寫我個人，要寫只寫孫犁先生，或者寫對《孫犁年譜》的讀后感即可。我寫這部書，不圖名利，只為活的有意義。我把此事當做了生命中的一部分，用這部書為子孫后代提供關于孫犁先生的第一手真實材料。唯此我才堅持三十年做此事！”肺腑之言，傾吐心聲，我由衷敬佩，引為知音。
贈書之事令人感嘆，另一件事更給我帶來意外驚喜：孫犁先生的兒子孫曉達先生允許蓋孫犁先生的名章。段華先生所贈之書，即在扉頁上蓋有孫犁先生印章，讓我非常高興和感慨。
我多年崇尚孫犁先生和“荷花淀派”，也參加過一些紀念活動，但總以未睹大師一面為憾。1983年，趁在津開會之機，我拿著自己在《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上發的小說，鼓足勇氣到報社找過孫犁一次。報社同志告之其家住址后，我又幾經猶豫未能成行。這是我平生極度懊悔的一件事。我后來常想，如果找到家里，憑我一腔赤誠和滿口鄉音，也許會受到孫犁先生的熱心點撥或得到一本簽贈的著作，那該是何等幸運的事情。雖然今生此夢難圓，但在大師仙逝二十周年之際，卻得到鈐有孫犁手章的一部珍貴“年譜”，也算對多年遺憾的一種彌補吧。想到這里，我對段華先生的熱情如火和細致入微更加深懷謝意。聽我表達此意，段華先生卻非常謙虛地說：“此書屬小眾讀者之列，你不必刻意去讀，翻讀孫犁先生作品時，做個參考即可。”我見到書自然愛不釋手，逐頁逐段認真細讀。現在過去幾天尚未讀完一半，即多處有從未見聞茅塞頓開之感。如書中兩次提到毛主席對孫犁的評價，說孫是有獨特風格的作家。當事人談到此事的時間、地點和環境，均史料翔實，記述客觀，叫人過目難忘。但此事孫犁先生自己卻從未提過，更沒付諸文字，文壇耆宿的高風亮節更加令人敬仰，叫人產生想寫點什么的沖動。
但我還是想先寫下這次贈書的經過。
段華先生剛剛援疆歸來，又主持著《中國綠色時報》的編務，公務繁忙可想而知。但恢復聯系后即如老友一般關心我的寫作，約我有合適稿件可寄他處，并一再說：“有空的時侯，讀讀書，寫點心悅的文章，也是對抗腦衰老的有效辦法。”今天這篇“贈書記”，可以說是我近年來最感“心悅”的一篇文字。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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