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時一度癡迷寫小說，但屬于熱情有余天分淺薄的那類。雖“屢敗屢戰”，可是發表不多且質量平平。

當年文學歷練的收獲之一，是收到過數不清的退稿箋和一百多封編輯的來信。這些信件我至今裝在幾個牛皮紙袋里收藏著，偶爾翻看，仍為編輯的熱誠和認真而感動。

這些來信中，《天津日報》辦的《文藝》雙月刊最多，共有十來封。從字跡看還似出于同一個編輯之手。我當時曾反復閱讀思考這些信件，從語氣能揣摩出此人對稿件似有取舍的權責。但來信從未簽過個人名字，只署“文藝編輯部”。后來給我發過兩次稿，郵寄刊物竟連信也沒寫。依我有限的閱歷，作品一旦被采用，隨寄樣刊往往會收到一封編輯便簽，有的甚至還讓談談創作體會。這自然是為了便于聯系，并不是希圖收獲一個作者的感激和回報。作者自然更想了解編輯姓名，這是不言而喻的。

這份《文藝》雙月刊是孫犁先生倡辦的，初名《文藝增刊》，其《致讀者作者》《辟欄說明》及《更名縮短期刊啟事》等，都是孫犁親自撰寫別開生面的精短美文（均收于《孫犁全集》第六卷）。

該刊繼承孫犁多年主編《文藝周刊》的傳統，重視自由來稿，傾力培養新人，每期目錄都在《人民日報》刊登，在全國影響不小。

就在剛由季刊改為雙月刊不久，該刊刊發了我的短篇小說《玉琴》，內容是寫一個農村支書的媳婦，作為“賢內助”處理娘家宅基糾紛的故事。也許當時在該刊發稿不大容易，所以引起地區文聯領導的重視，幾次叫我參加文學活動，還把省作協首期作家班的唯一指標給了我，通知我參加省里召開的青年作者座談會。這兩次機會雖因故皆未成行，但我對編發這篇小說的編輯卻始終心存感激。因除本地報刊外，我此前只在省報副刊發表過兩篇文章，還從沒上過較大的文學雜志。這篇發稿使我興奮莫名，以為摸到了文學殿堂的門檻，也刺激了急于求成的發表欲望，就連續寄稿十幾次，但卻再也沒能發表。幸喜那個編輯每稿必退且附一信，除指出明確的退稿理由，也不吝熱誠的鼓勵之語。盡管總不署名，但瞅著熟悉可觸的筆跡，我對此人似乎有了一些親近感。

1986年，我到縣政府辦主管綜合文秘，因事務雜亂中止投稿。沒料到1987年《文藝》竟然又刊發了我的小說《我是委員》。這篇小說是一年前寄的，如不發表我早已忘卻了。印象較深的是還得到70元稿費，幾乎相當我那時一個月的工資。

這次發稿與上次相同，只寄來雜志，卻未附一字。我盡管不再投稿，但總覺這個編輯有些神秘甚至有點奇怪。他退稿時十分認真，總是不吝筆墨指出瑕疵，發稿后卻又顯得不冷不熱，一副公事公辦的面孔。

我對這個壽命不長的刊物印象極深，連續訂過好幾年，而且總以為主編就是孫犁。及至多年后讀到孫犁的《記鄒明》一文，才知道該刊主編是個叫鄒明的人（那時刊物都不印主編責編之名）。孫犁在文章中這樣說：“我有時辦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寫了一句：我們小小的編輯部，于是外人以為我是文藝雙月刊的主編。這可能使鄒明很為難，每期還送稿子征求我的意見，我又認為不必要，是負擔。”我這樣的基層作者，自然是孫犁所指的“外人”。

《記鄒明》，是孫犁晚年回憶文壇故友最長的一篇文章，足有五千多字。他說：“很多外人，把鄒明說成是我的嫡系，這當然有些過分。但長期以來，我確把他看做是自己一個幫手。”“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親近的同事，初交以談，后來也沒有大起大落的波折變異。”“我這副科長，分管《文藝周刊》，手下還有一個兵，這就是鄒明。他是我第一個下級，我對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談到鄒明的工作，孫犁更是非常肯定地說：“我對他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賴的。”“我寫了東西，自己拿不準，總是請他看一看。”“他的資歷、影響，他對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編輯工作上的認真正直，在文藝界得到了承認。”

但這樣一個好編輯卻命途多舛。鄒明曾受牽連調離報社，文革后因孫犁力薦才回來主編《文藝》。按孫犁所言，“他的官運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相關，他脾氣不好。在報社，第一階段，混到了文藝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長，差不多。第二階段，編一本默默無聞、只能銷幾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標明他是主編，隨后他就病倒了。”令人扼腕的是，鄒明1989年冬抱憾離世，傾注滿腔心血的《文藝》也同年停刊。他去世后，孫犁先生立即寫出長文發于《光明日報》，并多次提醒老朋友們關注此文。他對與鄒的友情念念不忘，縈系于胸，以至常常夢見老友相會。據段華所著《孫犁年譜》記載，鄒明逝后第二年的7月19日，孫犁在《書衣文》中悲愴記載：“夢見鄒明，失聲痛哭。”據劉宗武編孫犁的《書衣文錄》載：1990年7月19日晨，孫犁又寫道“昨晚夢見鄒明，似從陰間請假歸來探望者，談話間，余提及已囑李牧歌將紀念他的文章，及早匯印成書，不禁失聲痛哭。鄒瘦弱，神色慘淡，似頗不快，余急呼牧歌慰之，遂醒。”由此可見孫犁對他的感情之深，懷念之切。

最近有幸結識孫犁研究的著名專家段華，在其辦公室看到許多珍稀資料。他電腦中收藏著多方搜求的數百封孫犁先生和友人的來往信件。他熱情地打開幾頁請我瀏覽，一封一封如數家珍。這時我突然想到，段華肯定存有鄒明的信件和手跡，那些對我認真指點的信件是否和鄒明有關呢？于是我用微信圖片把兩封保存完好的舊信發給段華，他認真比照后，十分肯定地回復：“看了您發來的信函，找到資料，比照很久。從行文筆法上看，《文藝》給您的那兩封信，就是出自鄒明同志之手。”并用微信發來鄒給他的親筆信叫我反復對照。我興奮地說這樣的信自己有十來封，有鋼筆所寫，也有鉛筆所書，但筆跡是一致的。段華回復說：“如果是同樣筆跡，基本可以斷定都是鄒明同志親筆所寫！”

我心中釋然了。自己雖沒寫出什么有影響的作品，但對那些默默無聞悉心指導幫助過自己的編輯老師應該銘記終生。

這里面自然包括鄒明同志。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