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聚一散，一頓飯之間，幾乎概括了人生百態：校園中的四年時光，宿舍中的朝夕相伴，不知結下了多少的恩怨情仇，終于都要在一頓飯里劃上句號。以“感謝室友不殺之恩”的互相戲謔開場，到酒酣耳熱時為高潮。最后，血管里奔騰的乙醇，終于沖破了淚腺的最后一道防線，洗去了臉上的強顏歡笑，離愁別緒從臉上所有能流出液體的孔洞噴涌而出，在這個濕熱的盛夏夜晚，最后一次借著緊緊的擁抱，把溫熱的眼淚和鼻涕互相抹在彼此的身上。

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畢業聚餐也好，散伙飯也罷，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高考更像是一場成年儀式，盡管它當然不像高考那樣充滿了拼搏和緊張的氣氛，但相比高考是向中學時代的告別，大學的畢業聚餐，對大多數人來說，則是學生時代的終結。

《一起同過窗》第一季（2016）劇照。

無論是否愿意，這一頓飯后，校園生活就成了永遠的過去，再沒有人替你點名簽到，再沒有人叫一聲“爸爸”就能給你從食堂帶回一份熱騰騰的飯菜，甚至你想通宵手游都不能現場抓來幾個舍友一直嗨到天亮。

盡管這頓飯后仍然會有無數場聚餐，但以畢業聚餐為分界線，過去的那種專屬學生時代的感覺，卻永遠地不復存在了。那種感覺就像是端起酒杯時一張張嬉笑怒罵的、鮮活的臉，在放下筷子后，突然戴上了冰冷空洞的假面具——畢業聚餐也是與過去真我的一場告別儀式，是踏入成年人所謂世故、成熟的社會前最后一次真情的放縱：“什么也別說了，這四年，都在這頓飯里。”

（關注書評君的朋友們應該記得，在這個畢業季，我們前不久發了一篇《校園羅曼蒂克崩壞史》，這是我們的記者李夏恩寫的大學校園愛情故事。在兩年前，他還寫過開學見舍友的文章《“我是天津人。” “那你會說相聲嗎？” 》。這兩篇文章都基于他十多年前上大學的經歷和見聞，在文章發出后，我們收到不少朋友留言催后續。現在，后續終于來啦！)

01

今天的歡聚，明天的散伙

“大學四年，我們一塊兒吃過197頓飯，一起醉過161次，在這兒，我真醉137次，裝醉24次，吐到寢室97次。二哥，你幫我收拾過63次；航哥，你幫我收拾過24次；飛哥，你一次也沒有幫我收拾過，因為你總是第一個吐到寢室的。”

2014年，6月，畢業季。一部名為《寢室》的微電影在網絡平臺上登陸。平心而論，它的表現手法太藝術，光影明暗的精心布置，將亂糟糟的男生寢室硬是變成了一幅活動的倫勃朗油畫。這也讓大學畢業這個大眾話題成了一件看似精巧而小眾的藝術品。在專業發布微電影新作的網絡平臺“新片場”上，這部微電影的播放量是13.2萬，但卻收獲了1900條點贊和2122個收藏，差不多每70個看過的觀眾就有一個點贊，至少有三個翻拍的版本。

令人著迷的是這部電影設計的劇情，詭異、陰暗和凄涼似乎都不足以形容，因此一位轉發的觀眾將它歸入了“懸疑”之列。這是一場寢室里四個兄弟航哥、二哥、飛哥和六子的畢業聚餐，在沒有空調的宿舍里，火鍋沸騰，杯盞交錯，熱氣和酒勁熏得每個人臉上通紅，不勝酒力的六子橫在地上，而二哥和飛哥卻在酒精的慫恿下撕下了平日里嬉笑的面具，從學生會，到保研，再到找工作，平日里的沖突在聚餐上集中爆發了出來。二哥敲碎酒瓶把飛哥抵在桌子上，厲聲痛罵他平日里讓人看不過的種種囂張做派。

二哥也吐露了他的內心：“我們從這扇門一出去，就都離散了。咱們都得變得社會，變得圓滑，變成自己曾經最瞧不起的那種人。也不是自己有意要疏遠誰，但是看著自己曾經熟悉的兄弟，現在和別人說著一些自己聽不懂的話，做著一些自己看不懂的事兒。沒有了共同利益，也就沒有聯系了。說斷就斷了。”

二哥的傾訴，說出眾多畢業生聚餐時的心聲，所謂的聚餐，就是散伙，吃完這頓飯后，四年交匯在一起的情誼因緣就被一刀剪斷，每個人都要踏上自己不同的道路。如果說校園是滋長和培育夢想的地方，那么社會就是一把鐮刀，像刈除雜草一樣將昔日狂放不羈的夢想一一斬斷，只留下適合社會這片土壤生長的部分：不再有爛漫卻無用的野花，只有整齊劃一、可供一茬茬收割的莊稼。這是畢業讓人恐懼之處，但也是畢業讓人憧憬之處：夢想也有可能本身就是莊稼，未來會結出怎樣的果實無人知曉。

失望在于無力改變，希望則在于事在人為。這種復雜的情感，就融匯于一頓飯中。畢業聚餐之所以少不了喝酒，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不希望自己太過清醒地面對這個太過現實的社會，不妨用醉意當成夢想與現實之間的過渡。《寢室》的導演程浩，顯然深得個中三昧。這位中國傳媒大學的畢業生在一次采訪中坦承，《寢室》的最初構思就來自于大三聚餐時的一次醉酒。這讓他在醉意營造的幻夢中靈光乍現，既然自己罵了這么多年電影，是不是應該自己拍一部？校園時代的單純與夢想，社會的圓滑與世故，兩者之間如何才能調和在一起，真的需要一頓聚餐。

畢業聚餐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此。而這也是人類之所以聚餐的意義之一。就像錢鍾書論吃飯的妙語：“這個世界給人弄得混亂顛倒，到處是摩擦沖突，只有兩件最和諧的事物總算是人造的：音樂和烹調。一碗好菜仿佛一支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聚餐讓不同的人置于一桌，在同一個盤子里夾菜，在吃飯這一刻，不同可以轉化為相同。只要一句“吃吃吃”，就能消弭許多矛盾。大家同吃一桌菜，在初民時代，就是一種集體認同的標志。16世紀的歷史學家卡薩斯探訪拉美的一處原始部落時，發現融入當地部落的最好方式，就是跟他們一起吃飯：“他吃我們的食物，他就是自己人。”

而在歷史悠久的中國，這種化不同為大同的熱烈而親密的聚餐，被語言學家王力戲謔地稱為“津液交流”：

“中國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就是吃飯。十個或十二個人共一盤菜，共一碗湯。酒席上講究同時起筷子，同時把菜夾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節奏來。中國人之所以和氣一團，也許是津液交流的關系。”

當然，從衛生學的角度，津液交流的聚餐問題巨大，遠不如分餐更加符合衛生之道。在分餐制甚囂塵上的時代，反對聚餐的一個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半碗醬油”的都市傳說：一個吝嗇之家（奇怪的是這個家庭經常安排在山西或是上海），吃飯時只用半碗醬油當配菜。用筷子頭蘸一下兒醬油，在嘴里吮吸吮吸滋味，就一口白飯。就這樣吃了一年，最后半碗醬油竟然成了一碗。縱然這個例子令人腸胃反向運動，但聚餐對中國人來說，就像愛情的接吻一樣必不可少。津液的交換雖然在杯盤之間熱鬧進行，但還有什么比吃進對方身體分泌的一部分更能體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無間呢？盡管《寢室》的導演程浩很可能并未讀過王力“津液交流”的高論，但他在電影中畢業聚餐，選擇大家一起吃火鍋，真可以說是向這一偉大的聚餐傳統致敬。火鍋涮菜，筷子從鍋中夾起，放進口中，又放回鍋里，再沒有什么比這更熱情似火的津液交換的聚餐儀式了。

更何況，這畢竟是校園生活的最后一頓飯，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與自己親愛的兄弟進行如此深度不分你我的津液交流。四年來的所有情感，都只能在這一頓畢業聚餐中尋找發泄的機會。今天的歡聚，明天的散伙。時間必須要前進，無論前途究竟是什么，無論情誼是何等的令人不舍，但畢業后的明天，終會到來。除非像《寢室》電影里那樣，強行將時間定格在畢業聚餐的那一刻。電影的結局既令人心悸，也令人嘆惋。二哥向飛哥傾訴衷腸之后，舉杯相碰。這本來會是個略帶感傷的結局，但就在下一幕，兩個人突然口吐鮮血，倒在地上。六子卻從地上爬起來，對著死去的二哥、飛哥，還有躺在床上，身體早已冰冷的老大航哥，流淚數著過去四年里，大家一塊兒吃過的197頓飯，一起醉過的161次。校園的生活太值得眷戀，寢室的兄弟也太值得相守，所以他殺了他們，也給自己斟上了一杯毒酒：“我們再一起走一個。”

拒絕明天的選擇，注定只能是個悲劇。因為畢業并不僅僅是與過去告別，也是為了向明天招手。無論明天是眼淚，還是歡笑，這頓聚餐，都算是一場畢業后無數聚餐的預演。

02

“最后一次”的放縱

程浩的《寢室》令觀眾出乎意料的結局，為他贏得了半夏國際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的提名，也讓這位年輕的畢業生走出校園，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但這部電影的翻拍之作卻沒有那么幸運。其中一個翻拍團隊甚至險些遭到學校的處分。影片挽歌一般的結局是部分原因。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畢業聚餐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視為有其原罪。大學期間的最后一頓聚餐，萬一行差踏錯，縱使不會出現影片結局那樣令人心悸的悲劇，也足夠讓即將跨出校門的畢業生和即將卸掉對他們監護責任的學校頭疼不已。

“有人趁著酒興朝地上摔瓶子，另一個系的一個同學出來制止，為此引起兩個系、一百多學生打群架。霎時，瓶子、盤子滿天飛。”

1988年7月這場發生在北京某所重點大學畢業聚餐上的鬧劇，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最終的處理結果，“十幾名主要肇事者分別受到黨紀、團紀、學紀處分，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這個案例被寫在一本1988年出版的《大學生就業指導》中，作為書中“畢業前夕須防放縱”的重點揭批案例。盡管畢業這頓聚餐，于情于理，都必不可少。然而，令人匪夷所思，卻又看似同樣合情合理的是，盡管畢業聚餐對雙腳踏在校園和社會兩端的畢業生來說，意義匪淺，但在那些步入社會多年的人眼中，畢業聚餐又是畢業季最容易遭到指責的對象。每一聲批評聽起來都振振有詞。最常受到抨擊的，就是所謂的“過度放縱”：畢業季是情緒的放大鏡，過去因為“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長年隱忍，很可能會趁著即將“各奔他方”而不再顧忌，以致一點小事也能引起軒然大波，而畢業聚餐上必不可少的飲酒，更會推波助瀾，使人喪失理智，放縱情緒，釀成悲劇。

當然，畢業聚餐的放縱不僅表現在飲酒上，還包括所費不貲的聚餐費用。早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本發放給大學生的《就業指導》中，就對“畢業聚餐的高價化”大加批判，“校園餐館客滿，鄰近的飯店也生意火爆，幾個人小聚就得上百元，如果稍微像樣點，就要幾百元”，這些餐館甚至還采取各種招攬手段縱容畢業生的高消費，“據調查，校園餐館一般到午夜12點才關門謝客，一些餐館為了招攬顧客，還告示：凡畢業生一律八折優惠。”這本指導手冊更指控了三項罪狀“加重學生和家長的負擔”“擾亂正常的校園秩序”“助長學生的拜金主義思想”。

20多年后的今天，隨著物價的飆升，畢業聚餐的消費也水漲船高。在2018年《記者觀察》刊發的一篇報道，直接用《畢業季變“燒錢季”》作為標題。記者訪問的一名山西大學畢業生自稱“5月份我聚餐差不多花了2000元，6月份估計還會更多。”另一名太原師范學院畢業生，“已經在畢業季花費了3000元左右”。根據記者估算，“班級大聚餐、學弟學妹道別、社團聚餐、好朋友小范圍聚餐，雖然每次聚餐都是大家一起出錢，花費也不過百元，但是整個畢業季在聚餐、請客上的花費加起來也要1000元到2000元”。這已經是20年前的10倍。報道將這種燒錢式的畢業聚餐高消費，歸結于“社會奢華風氣延伸至象牙塔的一種表現”。

從過度放縱，到拜金主義，再到如今時髦的消費主義，畢業聚餐可謂“罪孽深重”，因此，有些學校會針對學生聚餐特意制定規章制度，嚴格管控，也就順理成章。其中，曾經一度成為熱議焦點的，莫過于武漢科技大學在2013年出臺的《學生聚餐管理規定》。根據規定，學生聚餐必須提前向學院提出書面申請，填寫《聚餐審批表》獲得批準后方可聚餐，未經批準的私自聚餐者將遭到處分。白酒被完全禁止，飲用啤酒飲料也必須適度。而畢業聚餐時，“輔導員或班主任必須全程在場”。整篇規定讀下來，不得不讓人懷疑規定的制定者是不是一位資深中國法律史或是秦漢史學者，不然絕對想不出這種把兩千年前專制時代漢代律法中“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的禁令，搬到了21世紀的現代文明社會。

盡管《武漢科技大學報》自豪地宣稱規定出臺后，“在網上廣受關注，深受好評”，但想象一下畢業聚餐時，班主任和輔導員全程在場，像監視器一樣緊盯著你手中酒杯的那種莫可名狀的氣氛，就足以讓人臉上黑線齊出，提前戴上了一本正經的尷尬面具。

《睡在我上鋪的兄弟》（2016）劇照，圖為畢業聚餐場景。

不可否認，這一規定或許會受到那些不喜歡聚餐、不喜歡鬧酒，愛獨處勝過喧嘩熱鬧的學生的支持，但如果年輕的心靈只被允許保持理性和冷靜，卻禁止狂放和不羈，那么年輕究竟又有何意義呢？打破牢籠，越過藩籬，去尋求更廣大的空間，青春的意義，正在于它本應有旺盛的時間和精力去探尋和創造可能，狂放和不羈在很多時候不僅是應當的，也是必要的。當然，前提是不要越過社會和人倫的底線。聚餐中的嬉鬧、歡笑，甚至偶爾的喝醉，以及醉酒醒來后的頭疼，未來都會成為青春時代珍貴的記憶。

與之相比，成人世界要求的更多是秩序與規則，是安守這些規則和秩序劃定的界限，是隨時隨地提醒自己不要逾越界限，盡管那有可能會發現新的天地，但也更可能是你無法承擔的巨大代價——一個秩序化的社會里，對人的要求是安分守己，而不是嘗試冒險，不然，他就會被大多數遵守秩序的人視為異類，遭到排斥。而學生時代的錯誤是可以被原諒的，但他們擁有犯錯資本的同時，也具備了嘗試的勇氣。剛剛畢業、不諳社會的學生，帶著這股勇于嘗試的進取心，扎入其中，很可能會處處碰壁，最終捂著腦袋學會遵守規則和秩序。

但此時，他所遵守的規則，已不再是進入社會時的規則——不斷地嘗試和沖撞，會擴大，甚至突破社會規則和秩序的外延，讓社會發生變化。而這正是社會進步的方式。如果從一開始，學生就學會了在牢籠中安守分際，那么這些帶著牢籠進入社會的畢業新人，只會是重復那些將規則秩序加在他們頭上的前輩的足跡，亦步亦趨。一切都不會有改變。

畢業聚餐，很可能是進入這個充滿規則秩序的社會前，最后一次狂放不羈的機會，也是最后一次放縱自己內心的機會。就像出征前的將領“醉里挑燈看劍”，在大學四年里被反復磨礪、鍛造，即將出鞘的寶劍，在帶著天真，甚至有些魯莽地刺向社會壁壘之前，或許也應該抽出來，在畢業聚餐的微醺中，透過反光，照見那個仍然未失夢想的自己。誰又愿意在拔劍顧影自照的縱樂得意之時，發現旁邊站著自己的老師呢？

03

餐桌上的緊張與尷尬

畢業聚餐時最不自在的行為，就是與學校領導和老師同坐一桌。這絕對是一場對意志力的考驗。你要提前扮演社會角色，而且是社會等級最底端的那個角色，你要準備敬酒，還要準備合適的敬酒詞，你不能在領導或老師夾菜之前伸出筷子，哪怕你早已饑腸轆轆，也只能戴著假笑的面具，等待正在和身邊談笑風生的校領導和老師動筷才能開動。這樣一頓飯所消耗的能量和死傷的腦細胞，絕對不是餐桌上那幾筷子禮節性的菜肴能補上的。于是，你只能出門找個小飯館再找補一頓。

畢業聚餐時和老師同桌令人尷尬，但如果桌上全是老師只有你一個學生，那么可以說簡直是一場災難。區區筆者，在研究生畢業時，就是這場聚餐災難的親歷者之一。當年慘痛的一幕，至今歷歷在目。答辯結束，我的導師執意要我請一次客，對答辯委員會的三位老師表示感謝。盡管我只是一個窮學生黨，盡管我的導師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老板”，盡管我深知他非常喜歡吃飯時組織繁瑣的敬酒儀式還喜歡即席拍照。但我仍然天真地相信他應該不會為難我一個窮學生。而且加上他也只有四位老師，按照當年的消費標準，四百元應該到頂了吧？

于是，那天下午，我坐上了導師的車，我看著車輛開過一家又一家飯館，每經過一家看起來高端大氣的飯店，我都會使勁咽一口唾沫。出乎我意料的是，車子竟然開出市區，開到了郊外一家農家樂餐館。

我只看了一眼竹木建造的精巧的亭臺樓閣，便知道我這個月的生活費都要搭在里面了。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更加令我瞠目結舌：我的導師居然還叫來了一位在另一個學院里做行政工作的師姐。而他請來的另外三位老師，也沒有孤身前來，而是拖家帶口，最夸張的一位竟然除了帶自己老婆和孩子之外，還叫了一名自己的學生跟著一起吃喝。

我一邊看著導師拿著菜單跟人談笑風生，一邊在心里計算自己這個月還能剩下幾個錢吃飯。我應該感謝我的導師自己帶了酒。菜過三巡，酒過五輪，我在旁邊脅肩諂笑，冷眼看著他們大嚼特嚼我的生活費和辛辛苦苦掙來的打工錢。吃到中間，這群人竟然又叫著想喝魚湯，吩咐我去選魚。我來到后廚，問廚師哪種魚最便宜。他想了想說：“老鼠魚。”我咬著牙點點頭：“好，老鼠魚好，就它了。”

畢業后，我再也沒有和這位導師聯系過。我的一位同門跟我聊天時，說：“老板跟我抱怨你，說你逢年過節連個電話都不打，太不懂規矩。”——“我給他打電話？難道我還要問了他的地址千里迢迢給他寄咸帶魚嗎？”

當然，我的遭遇畢竟只是個例。并非每個老師都像我的這位導師一樣，如此精通“社會規則”。我的大學老師，與他完全不同。那是我另一段銘感在心的聚餐記憶。老師騎著一輛搖搖晃晃的破自行車在前面，我們幾個同學騎著同樣的破車跟在他左右，一路談笑。最后，來到一家小面館前。我們坐下，老師掏錢一人叫了一碗面條，又叫了汽水、拍黃瓜和牛肉。沒有啤酒，只有無拘無束吃得大汗淋漓。之后，我們來到舊書市場，跟著老師一人淘了幾本舊書：

“考研也好，工作也罷，希望你們還能喜歡看書。遇到難事，不嫌我嘮叨，就給我打個電話。”

我們畢業，我們各奔東西，我們各自踏上自己的前途，我們在校園并肩而行，命運的線在四年中交纏在一起。一切的一切，猶如電影一般，我們既在各自的電影中扮演主角，也在對方的電影中扮演主要配角。這頓飯后，我們又要各奔東西。聚餐也好，散伙飯也罷，我們已經成為了彼此的一部分，畢業后的未知之旅，我們并非孤身一人。

我們永遠是我們。

編輯：李耀榮